法律与文学

郝铁川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阐述了文学与法律的三种思维差异：文学以情为本，具有神秘性、模糊性，而法律是行为规则，追求明确、稳定性；文学追求个性化，总爱冲破既定规则的约束，而法律是公意体现，追求普遍性，强调既定规则的稳定性；乱世和盛世都可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而法律的发达只能在盛世出现,等等。作为一个游离于文学与法律之间的人，在循着郝先生的思维，理解法律与文学的思维对立的时候，源自于司法实践的另一种灵感也被启发，不由得调换一种思维方式，去寻觅两者的某种契合与趋同。

 

　　既然是源自于实践与体会，我愿先从身边的人和事说起,有关于我的一位老院长、也是一个被称作民事审判专家的人。一次不经意的机会，竟发现他一直订阅《小说月报》、《诗刊》等一堆文学杂志；后又知他出发时总携带两本书，一本属于法律，一本属于文学。而当亲身经历了他的一次庭审后，才明白他的这种一手抓本“文学”、一手抓本“法律”的意义，已不仅仅是爱好与娱乐，而且也暗藏着更深层的价值。

 

　　那是一件赡养纠纷案件，案情非常简单，关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和四个不孝的儿子，不孝的原因竟仅仅缘自“儿子们”相互攀比结婚时老人提供了不同的房子。令我惊奇的是，在半天的庭审中，说理与调解竟占据了90%时间，老院长不仅分析了“儿子们”各自结婚时的经济水平与老人投入比例，甚至还讲了《墙头记》和《补瓢》这两个有关孝道的戏剧故事。最终案件调解了，“儿子们”搀扶着老人回了家。我忽然感受到，法律的条文是简约和平实的，而适用这个条文，却需要一种强烈火的人文情感的支撑。一个事实清楚、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，作出判决轻而易举，而真正让老人从法律中得到温情与幸福，需要司法者有对法律更深层次的理解，也许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。

 

　　人是有思想与情感的动物，一件赡养纠纷的真正解决，不是强制儿子拿了多少钱，而更在于一种亲情的复苏，这也意味着法律条文本身的单薄和司法活动的艰难。马克思说过：法律如果能够自由运用，就不需要法官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可以让电脑去审判了。之所以不能这样做，是因为法律关注着一种复杂的、大脑皮层发达的动物-----人。法律价值的体现，不仅需要法官，而且需要法官“以对法律最诚挚的理解”去适用法律。“诚挚”来源于哪里？也许很大一部分来源泉于文学。

 

　　文学是人学，关注人，关注社会生活；法律保障人的权利，也是关注人，关注社会生活。同样是一种终极关怀，都是在尊重人性，均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，当法律解决人的问题、介入社会生活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去凭借文学带给我们的深层次理念和价值观？研究一下法治史和文艺史会发现，文学中人性价值的崇尚，其实是同步甚至先于现代法治意识的觉醒。西方的文艺复兴，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复兴，而更是一种催生现代法治的人性、人权解放运动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制定和适用法律应从文学中寻找源泉的东西。

 

　　美国人詹姆斯•伯艾德•怀特在《法律想象：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》中认为，“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”，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、正义与非正义、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分析，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研究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名著是发现法律价值、意义的媒介，“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《荒凉山庄》之后，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‘客观’了”。读了经典作家的论述，我理解了老院长为什么要订文学杂志，为什么要带两本书刊，为什么被誉为“民事审判的专家”了。

 

　　有了“法律文学感”，可能就更容易去解读法律，解读法律现象；就会深刻地明白“收容遣送制度”、“撞了白撞”是缺人性关怀的“恶法”，免不了被废除的命运；就会理解人的思想为什么要比法律条文复杂的多，为什么要在司法中注重说理与调解；就会理解法律的设计为什么要处处体现对权利的尊重，为什么要提倡人性化的执法与司法。

 

　　作为法律人，也许不应仅仅关注法律本身，不应把条文视为一种简单符号，不应使思维机械与平面化，不应让自己的思想停留在技术层面。功夫在诗外。也许只有从文学中汲取营养，才能真正理解法律蕴涵的人性光芒。如那位老院长一样：在自己的背包时常带上两本书：一本关于法律，一本关于文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