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中国的贪与反贪

   “贪”字溯源

　　古代对“贪”字的描述，沿着历史的长河上溯，翻阅经典，我们可以先在宋代《册府元龟》卷307《外戚部·贪黩序》上看到“徇财曰贪，玷官曰墨”的说法；其二见于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。”其三见于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：“贪以败官为墨。”其四见于最早的诗歌总集之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：“贪人败类。”
　　从这些最早的有关“贪”的定义里可以看出，贪官以谋求财产为标志，谓之“徇财”。“玷官”意指“有污点的官”，而我认为叫“脏官”最合适不过。至于“墨”，其原意是指“贪污不廉洁”，可叫做“赃官”。由此我们可以下一个基本的定义，贪官，是利用权力求取不义之财和享受的官员，其状为黑，其质为脏。
　　至于贪官究竟始于何时，相关的研究成果说法不一。顾炎武在其《日知录集释》卷13《除贪》中说始于“汉时”；刘泽华与王兰仲合写的《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》一文称“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”；翦伯赞在其《贪污列传序》中又讲：“殷商以降，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，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。”而周怀宇在其《贪官传》的序中则言，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期即产生，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。
　　姑且不论这一个“贪”字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，重要的问题是，这么一种肮脏的东西何以从古至今，延绵不绝，层出不穷？

    传统的贪污手法

　　贪污不外围绕着钱、权、色三样，现在的贪官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创新能力，时至今日，仍然离不开这“三字经”。至于贪污手法，古今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变化。
　　先看买官卖官。现代贪官比较实在，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，一点也不含糊。但古代比较“文雅”，客气地称之为“赀选”。“赀”，指财货，“纳赀”，指向封建政府交纳金钱或财物，拜官授爵。故“赀选”又叫“卖官鬻爵”，而国家府衙则是名正言顺的大卖主。秦时，纳粟授爵。西汉文帝时，为了培养民众对于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，政府“令边民入粟边”，拜爵，同时，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。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。
　　令人叹服的是，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！西汉初期，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，为了避免家贫者为吏则贪，所以纳赀为官。按当时的行情，交十万钱乃得为官，有市籍的商人，不得为官，遂造成“贾人有钱不得为吏，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”的局面。西汉景帝时，鉴于廉士寡欲易足，交四万钱就可以做官。皇家卖官打了个四折，算是优待廉士们。
　　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里说，司马相如“以赀为郎”，但到底用多少钱换来一“郎”之职，不得而知。至于汉代有名的清官张释之，居然也是“以赀为骑郎”，后升至廷尉，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买官去当清官，足见古人为人民服务之觉悟。
　　西汉武帝后期，自由民主之风甚炽，大大扩大了卖官的范围。到了东汉中后期，卖官几乎成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。汉灵帝是一代明君，他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、童叟无欺，在京城皇宫门外公开贴榜，标价出售。《文献通考·选举八》载：崔烈出钱五百万买了个司徒，灵帝后悔打折太低了，说：“我真有点后悔，太便宜了。”《资治通鉴·卷58》载：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清官，灵帝因“以有清名”而减价，让他出三百万钱升任太守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）。有人给司马直算了一笔账：太守每年的俸禄是两千石，时价二千万，皇帝让司马直出钱三百万，简直便宜透了，打折不足二成！但问题是，三百万的钱相当于司马直当时任职的19年工资的总和，如果不打折，则相当于司马直128年的工资总和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司马直连打折后不足二折的买官钱也拿不出来，请辞，上不准，司马直自杀！
　　到了清朝，“赀选”改称“捐纳”。时下在荧屏上炒得火热的李卫——雍正时期担任过兵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直隶总督，就是捐纳出身的。乾隆时期，国家每年的卖官收入达三百万两白银，到了嘉庆时期，子比父强，卖官收入达到了四百万两白银。
　　再看买法卖狱。清朝文学家方苞蹲过中央级的监狱，遂成《狱中杂记》之名篇。篇中说：犯人临刑前，有人会找你谈心。如果是凌迟处死，刽子手可以先刺你的心，也可以先卸你的胳膊腿儿。如果是绞刑，可以一上架就断气，也可以绞上个两三回。总之，一切全看你的意思了。意思够了，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死刑，意思不够，就叫你生不如死，死又不得好死。看了方苞的文章，你就会明白，影视作品里的死刑犯临刑前跟刽子手说的那句“哥们儿，来点痛快的！”竟然全是虚的，如果没有银子打点，想临死找痛快，没门儿！维新人士谭嗣同“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”地走上了刑场，他却不知，他的家人为了能保住他的全尸，费了多大的周折。谭受的是“斩刑”，斩刑也有诸多讲究，一刀下去，头滚老远，痛快是痛快了，可家人不愿看见人首分离的惨相。最高级的斩法是，一刀下去，头断皮连，人即咽气。后人再出钱找人，用专业手法把死者的头和脖子缝到一块才好下葬。问题是，要想得到如此斩法，需要重重地下贿，否则刽子手不干。
　　一个社会，若出现上述两种贪污现象，整座大厦就完了。大家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各种贪污伎俩层出不穷。更关键的是，似乎也用不着什么伎俩，只要当上官，直接往家拿就是了。

    古代中国的反贪

　　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，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。其时生产力相对提高，产品有了剩余，占有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已逐步形成。为了维护这一制度，国家机器的胚胎开始形成，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，设立百官，统称为“百姓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上有“平章百姓”的记载，含义就是“处理百官事务”，同时还记载制订了“五刑”。尧让舜做自己的辅佐大臣，舜修订并放宽了“五刑”，用流放代替死刑，同时在“五刑”中确立“官刑”，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，不服从“官刑”，就要受处罚。怎么处罚？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说：鞭作官刑。不用解释大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不外是打屁股罢了。
　　舜为帝时，也处置了一个贪官，名叫伯封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里这样描述伯封：实有豕心，贪婪无餍，忿类无期，谓之封豕，有穷后羿灭之。这话翻译过来就是：伯封贪得像猪。
　　禹建夏，由法官皋陶作《禹刑》，也叫《夏刑》，里面仍有惩贪条例。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，援用的就是夏刑，说：“昏，墨，贼，杀，皋陶之刑也，请从之。”最后叔向是这样给羊舌鲋定罪的：贪以败官为墨，羊舌鲋被论“墨”罪，杀，弃尸于市。
　　商朝初建，继承古代“鞭作官刑”，制定《官刑》。《尚书·伊训》载：制官刑，儆于有位……敢有殉于货色，桓于游败……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。这话译作今文很有意思，其苦口婆心与今天的某些个反贪舆论颇为相仿，有连哄带吓的味道：贪财，贪色，贪出国游玩，身为官者，占其一，就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给毁了！
　　盘庚是最注重反贪的一位人民领袖，《尚书·盘庚》载有盘庚的一段话，意思是：我不任用贪财之人，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官员，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。
　　周穆王时期，吕侯制《吕刑》，内有“五刑”、“五罚”、“五过”、“五疵”。“五疵”里就有两条有关贪污的，一是“唯货”，一是“唯赇”。“赇”也是贪，因为“赇”字可以理解为“求贝”，当然“赇”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，因为“赇”字也可以理解为“以贝相求”。
　　春秋时期，贪污泛滥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周王任用贪官，各诸侯国君也以身作“贼”，带头贪污，下面小官小吏竞相效尤，贪风甚炽。《诗经》里的名篇，如《硕鼠》、《伐檀》等，皆有刺贪之意，约等于现在的民谣，一句话：反贪不力，民谣即兴，古今一理。
　　进入封建社会后，汉代开始惩治官吏在经济方面的职务犯罪，有两条刑律：主守盗，受赇。前者是指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，后者是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。从行政制度上，汉文帝规定“官吏以饮食免”，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，用意相同。汉文帝的规定中有一条相当严格：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，免！而汉元帝时则有规定：坐赃者，皆禁锢不得为吏。意味着贪官一旦事发，政治生命从此结束，尚没有出现如今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法。到了东汉时，规定更为严酷：赃官子孙，三代不得为官。
　　宋代重视反贪，赵翼云：“宋以忠厚开国，凡罪罚悉从轻减，独于赃吏最严。”王安石也说：“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，独贪吏耳。”行政上，宋设反贪局，时称武德司、皇城司。神宗时，更是重禄重法，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，一边加大法制建设，两手齐抓，不过，也没有根治贪污腐败。到了元代，官吏赃罚，轻则打屁股，重则处死。
　　明代，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，所以反贪决心最大，力度也最强：赃至60两以上者，枭首示众，仍剥皮实革……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，使之触目惊心。朱元璋还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与之谈心，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，如何反贪拒腐防变，可谓是语重心长。为反贪，他甚至不惜始创特务政治，让特务们监督官员。让“身残志坚”的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——太监是皇上最后的武器，太监不好色，无家眷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种种措施之下，本以为不会再有贪污腐败了，但效果还是不甚理想，朱元璋就有点纳闷：“我想清除贪官污吏，奈何早上杀了，晚上又有犯的？今后犯赃的，不分轻重都杀了！”他确实没想到，“官”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，发出感叹：“任用俱久，俱系奸贪。”皇帝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提拔重用的人，当官久了，都成了奸贪之人了。
　　英明如雍正、乾隆，也对反贪无可奈何。无奈中，始创养廉银。养廉银制是年羹尧提出的，但年某却是个大大的贪官。如今，我们主张给公务员加薪，也有高薪养廉的理由，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，提醒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：人性的欲望是无限的。

    反贪怪现象

　　综观古代反贪，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怪现象：
　　越反越贪。据有关人士查史料，有关贪污之记载，远古至先秦，78起。秦汉至唐末五代，460起。宋代包黑子云：赎货暴政，十有六七。宋末，更是廉吏十一，贪吏十九。明代，《明史》载：贪官污吏遍布内外。清初，林起龙奏称：今贪官污吏遍天下。
　　越贪越狂。东汉汉桓帝的弟弟刘悝向宦官王甫行贿五千万钱。敢接皇帝弟弟的贿赂钱，够狂；明代隆庆皇帝登基前三年，达不到皇上的“例有赐给”，不得不向权贵严世蕃馈赠银子1500两。敢接皇子的贿赂钱，更狂了；清代年羹尧事败抄家时，抄出现银百十万两。有人计算，当时省级大员年俸150两银子，年家的现银就相当于7333个省级大员的年俸收入，也够狂的。至于和王申，财产多到没法计算的地步，大家只约莫知道：和王申跌倒，嘉庆吃饱。
　　贪中反贪。现代也有人提醒，要警惕用腐败的方式反腐败。其实贪中反贪古已有之，我们警惕得或许已经麻木。仅举一例：山东巡抚陈祖辉，贪。乾隆令浙江王巡抚前去反贪。王反着反着，自己就私吞了一部分。事露，再派和王申前去反贪，和王申又私吞了王家一部分财产，并猎获王家绝色少妾吴卿怜据为己有。改用一句歌词，可谓是“贪污着你的贪污，腐败着你的腐败”。
　　封建统治者反贪决心与力度不可谓不大，为什么贪污却不可遏止呢？笔者总结的原因有如下几点：
　　一乃端坐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，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贪污群体。皇家的排场、奢侈与权威，对下层官员构成一种致命的威胁，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。否则项籍与刘邦不会在看到始皇的仪仗后，一个脱口而出“彼可取而代也”，一个悄悄地立志“大丈夫生当如此也”。总之，皇家集团的存在，恰好构成了贪官的榜样。
　　二乃如庄子云：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这话也太正确了。皇家与手下庞大的官僚集团，同属一个窃国团伙，两下里联合统治，剥削人民。遗憾的是，大盗小偷之间各层次经常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，比如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载：“汉五年，既杀项羽，定天下，论功行封。群臣争功，岁余功不决。”看看，打完天下后，兄弟们光争功就争了一年多。当然了，以后的和平日子里，分赃争斗的主要表现形式，当为贪污与反贪。总之，皇家统治比较强大的时候，贪污有所收敛；皇家统治比较薄弱的时候，贪污就比较嚣张。新王朝初期较好，王朝末世最糟。
　　三乃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，是造成贪污不止的组织与技术原因。制度与体制的原因，导致皇帝也无可奈何。朱元璋有此体会，康熙更是白天黑夜地为此发愁。打一个比方，肉是臭的，却不想让它生虫，成吗？
　　四乃中国封建社会，没有确立个人财产私有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，这导致有钱阶层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保障，至于有权阶层，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。
　　五乃统治阶级对官僚集团推行的儒家德治之教化，但历史证明，这种教化是失败的。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·韦伯认为：历史上每个统治集团都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，他们追求合法性的手段有两种，一种是通过强制，一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调整与灌输。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兼用两种手段，夺取政权的时候，就搞出诸多如“篝火狐鸣鱼腹丹书”之类的君权神授来，这把戏多了，傻瓜都不信了。皇家是什么东西，官僚们心知肚明，所以，当皇家号召官僚们“武官不惜死，文官不爱钱”时，我不知道，官僚们是如何在肚里冷笑不已的。

    “贪文化”的渊源

　　中国古代“贪文化”绵延如此长久，有着复杂的人性和历史文化原因。
　　人性的原因。关于人之初，性本善还是性本恶，作为哲学命题，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了。这里我不想陷于争论的泥淖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在“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”上提出：“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，但是作为经济学者，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。而且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，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。”樊纲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恶，但随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人的本性是贪婪的。
　　制度与体制的原因。众所周知，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：人性是恶的，不相信某一个政党，也不相信人民，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，只会导致完全的暴政，有多大的权力，就有多大的暴政，对掌握权力的人，应该深怀戒心。而中国封建社会恰恰相反，所有制度建设，都基于人性善这一前提，把希望寄托到读书人的忠孝贤良，寄托到帝王的英明决断。
　　社会的原因。中国人身处的环境，是一个人情亲情乡情友情之网，没有一定的定力，你是摆脱不掉的。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：我们最讲人情，可组成的这个社会却冷漠无情；我们最讲亲情，可法律却提倡大义灭亲。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，可贪官周围的人却喜欢他赞扬他；清官最遭老百姓喜欢，可清官周围的人却恨他恨得牙痒。有时候我都想，让一个骂贪官骂得最狠的百姓与贪官结了亲家，那么，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有人说，中国的贪官，是有着群众基础的。此话值得我们深思。
　　管理方面的原因。一个俄国人，有60万卢布就要受到怀疑；一个美国人，有2000美元就要出具资金来源报告（后来放宽到1万美元）。而我国直到现在仍没有类似的规定。2000年4月，中国开始实名储蓄制，但贪官也精于变通。
　　文化的原因。中国文化与贪污腐败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如何？中国人选择贪污与腐败，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人的价值观在起决定作用。首先是家族价值观的影响。家族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不道德的，中国封建社会中，大都是这种家族模式。《红楼梦》中的王、贾、薛、史四大家族，蒋介石时代的蒋、宋、孔、陈四大家族，都是强强联合。但是这种联合，之所以说它不道德，乃是由于这种家族主义无助于社会的进步。其次是个人价值观的影响。比如封建社会的反贪措施，这就导致大家共同拒绝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，进而衍生出一种私下里共认的游戏规则，有人称之为“潜规则”。在这种社会里，大家只认同个人的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。科举制时代，人们侧重前者；现在的时代，人们更侧重后者。侧重前者，买官卖官流行；侧重后者，贪污贿赂盛行。再次是宗教与哲学的原因。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中国没有宗教。宗教的根本特质是终极关怀。人是什么？人从何处来？又将归向何处？中国哲学中，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。我们应有一个全方位的文明视角，基于这个视角，去考察文化与贪污、宗教与廉洁的内在关系，可能会有新的发现。
　　成本的原因。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·韦伯认为，中国之所以贪污严重，乃是因为中国官员当官成本太高。韦伯没有详细分析在中国当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，但是我们不妨给官员们算一下。从时间上来讲，中国官员需要寒窗十年，甚至不止十年。有些人一辈子都挤不进官场。从读书苦的程度来看，中国书生之苦当是天下第一，这方面，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可谓是榜样。而当上官也苦。走进官场，对贪官而言，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如何在官场那乌泥堆里站稳脚跟，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其实，当官最苦的不是科考，而是心灵的代价，轻里说，尊严丧失，重里说，人不再是人。一句话，在官场上混迹，上级面前没有点装孙子的本事，却想在官场里继续混下去，或提拔上去，永远没戏。当官既然要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，一个正直的人还图它何用？
　　心理的原因。中国封建社会里，一切都可能，一切又都不可能，总之，事物的发展没个谱。这样的环境下，做人当然没有安全感。老百姓没有安全感，皇帝老儿也没有，皇帝老儿手下的官员更没有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有权无权，大家都没有安全感。尼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人要么永不做梦，要么梦得有趣；要么永不清醒，要么清醒得有趣。中国古代的贪官，做梦都是发财，梦得无趣，但往往梦没做完，小命先玩完了！是他们不清醒吗？非也，正是由于他们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所以他们才疯狂贪污，生命不息，贪污不止，很无趣。
　 （感谢本刊主笔秦时钺对本文进行的初编，感谢本刊审稿委员夏敏对本文进行的再次编辑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（转自《方圆电子杂志周刊（总第35期）》2003年9月1日，载于《希网网络》）